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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（第8页）

而二线兵团在战术上又无法对前线进行有力支援，只能无所事事地采用逐次增加兵力的“添油战术”

，不断将大量后备兵力输送到血肉横飞的作战地幅内，将这些有生力量逐渐碾碎于血肉磨坊中。

万幸的是，日本陆军的将领们也同样愚蠢，他们的战术呆板，缺乏灵活性，只会一味地平推硬攻，自恃火力与兵力的优势，专门攻击国军坚固阵地，采取硬碰硬的打法。

如果他们的智商再高一些，以优势的火力和机动能力进行迂回攻击，直接切断国军上海与南京之间的交通线，那么国军在上海的阵地早就被日军分割包围，丧失战斗力。

若能如此，淞沪会战无论如何坚持不了三个月，中国的70万大军完全有被聚歼的危险。

可惜，历史容不得假设。

战争初期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，蒋介石采取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战。

综合武器装备、作战技术、将士之士气等诸因素，国民**军事委员会对日军战斗力的评估是：一个日本士兵可以对抗八个中国士兵。

在战争期间，中国军队的兵力部署也基本按照这个比例。

这是个极其无奈的选择，弱势的中国军队只能以巨大的牺牲，换取优势一方的日本军队有限的伤亡。

这毫无疑问是不等价的交换，但蒋介石仍然希望以中国人多地广的优势，最终将日本消耗至战败。

纵观淞沪会战，中国方面的战略指导是成功的，而战役布势及战役指挥是失败的、愚蠢的。

万幸的是，中国军队以正确的战略指导为此后的长期抗战赢得了时间，同时也将东部的工业及战略资源，有序地转移到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，为此后的长期抗战打下了物质基础。

凭此一点，中国就亡不了。

蔡继刚在中央军系统中因性格问题及非黄埔出身等原因，一直郁郁不得志，虽然由于不同凡响的学历背景升至上校军衔，但也只是在军一级指挥部当个作战参谋，始终没有带兵权。

1942年年底，军委会军令部需要一名往返各大战区的联络官兼督战官。

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，此督战官的首选条件，应该由与军内任何派系都不沾边的军官担任，于是蔡继刚理所当然被选中。

考虑到经常要和将官们打交道，区区上校何以服众？军令部斟酌再三，上报何应钦特批，破格提升蔡继刚为少将军衔。

其实这不过是个礼仪性的虚衔，并无实权。

光阴荏苒，转眼蔡继刚回国参战已近十三余年。

此时，刚刚参加完第一战区司令部军事会议的蔡继刚心情抑郁，他呆呆地望着青翠的绿篱，本能地觉得李家钰的建议是正确的，那个黄河铁桥一旦被日军修通，战役的结局显而易见。

到那时，广阔的豫中平原将无险可守，潮水般涌过黄河铁桥的日军坦克集群将在豫中平原上纵横驰骋，如入无人之境……

至于蒋鼎文坚持将司令部设在洛阳的理由，更令蔡继刚哭笑不得。

这位陆军上将完全混淆了指挥官与指挥机关的界限，高级指挥官亲临前线，与将高级指挥部设置于前线完全是两回事！

蔡继刚的目光仿佛越过洛阳城，越过黄河，伸向雾气迷蒙的黄河北岸，他心中渐渐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：敌人在调兵遣将，蓄积力量，庞大的战争机器已经发动，随时有可能向中国军队发出致命的一击，而我们什么也不做，几十万大军就这样无所事事地坐等日军的进攻。

悲乎！

我的中国！

在古今中外的一切战争中，交战双方对战略主动权的争夺是首要问题，哪一方掌握了战略主动权，就能够控制战争的进程，继而取得最后的胜利。

那么在1944年春季的中原战场上，中日交战双方究竟谁掌握着战略主动权呢？答案很清楚：日本。

这个经过长年战争消耗、业已气息奄奄的帝国，仍然掌握战略主动权。

其实日本帝国的日子过得相当糟糕，自1944年始，美军攻占马绍尔群岛，进而轰炸日本联合舰队基地特鲁克和马里亚纳、加罗林群岛。

日本军务局长佐藤面见东条英机，提出从马里亚纳和加罗林群岛撤退。

这样，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于1942年宣布的太平洋绝对国防圈就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。

2月26日，美英军队在新几内亚北面的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登陆，日本南洋派遣军司令部拉包尔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状态。

3月5日，英国温盖特少将的空降兵团在北缅伊洛瓦底江两岸空降。

更致命的是，由于美国潜艇群的出色表现，日本帝国向南洋战区输送兵源补给的海上运输线被严重封锁。

以战争的总趋势来看，日本帝国就像是拳击台上一个连遭重击、即将被打倒的拳击手，只需对手盟军方面最后一击就可结束比赛了。

可奇怪的是，这个已经鼻青脸肿的拳击手在倒下之前，却一反常态地向胜利者发出致命一击，然后他惊讶地发现，即将获胜的对手居然被打得轰然倒地，几乎丧失了比赛资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