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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67章 策论背后的君臣之道（第2页）

却多了份清醒——当刘伯温以天文历法推算陈友谅的进攻时机，当他用“五行生克”

之理劝朱元璋“高筑墙以固根本”

，所谓“象纬之学”

早已化作务实的策略。

最典型的是鄱阳湖之战前夜，刘伯温夜观星象后断言“明日火旺东南”

，朱元璋表面称“谨遵神谕”

，实则早已命人准备火攻器械——他借“神谕”

凝聚军心，却以现实谋略决定胜负。

这种将“迷信”

转化为“共识”

的手段，恰是他从草莽到帝王的成长印记。

刘伯温的晚年，在“求退”

与“被留”

间辗转，恰似一面镜子，映出朱元璋对“贤才”

的复杂心态。

当刘伯温第一次请辞时，朱元璋握着他的手说：“先生岂不闻‘子房功成身退’，然汉家天下终赖留侯筹谋？”

表面是挽留，实则暗藏忌惮——他需要刘伯温的智慧定天下，却害怕其声望动摇皇权。

这种矛盾，在“胡惟庸案”

中达到顶峰：刘伯温因弹劾李善长遭淮西集团构陷，朱元璋虽知其冤，却默许了这场政治倾轧——比起“贤才”

，他更在乎“皇权一统”

。

但即便如此，当刘伯温病重时，他仍派御医日夜看护，甚至亲自过问药方——在“帝王之术”

的冰冷下，藏着对“肱股之臣”

的一丝温情，正如他晚年在《皇明祖训》中所写：“刘伯温之策，功在社稷，虽死不忘。”

如今可见的《时务十八策》，或许并非刘伯温的原笔，却真切地勾画出一个时代的治世逻辑：当“天之道，利而不害”

化作“与民休息”

的诏令，当“耕战相济”

变为卫所制度的雏形，当“赏罚分明”

催生了言官体系的萌芽，策论的核心思想早已超越了文字载体，融入明朝的肌理。

朱元璋未必“吃透”

了每一条策论，却抓住了最核心的“养民”

与“任贤”

——这种从实践中提炼、在现实中修正的能力，恰是他作为帝王的天赋。

而刘伯温的价值，也不在于“神谕”

般的预言，而在于将士族的治世理想，翻译成一个草莽帝王能听懂的“人话”

，让“天道”

落地为“民生”

，让“谋略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