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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62章 朱元璋的崛起四（第2页）

为了提高粮食运输的效率，红巾军还制造了百辆大车，专门用于运输粮储。

在土地政策上，红巾军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措施，官田和民田的税收只收取二成，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。

此外，红巾军还设立了“宾兴院”

，专门用于罗致和培养人才，为起义军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。

与此同时，元朝政府在面对红巾军的起义浪潮时，采取了一系列极端和残酷的措施。

他们曾下令要把汉人一概捕杀，试图通过这种恐怖手段来压制起义。

同时，元朝政府还下令将“诸蒙古、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”

，试图集中力量对抗红巾军。

然而，当他们看到汉族地主阶级也对红巾军表现出强烈的敌意时，元朝政府又改变了策略，宣告免除南人、北人的界限，凡起兵镇压红巾军的人都给予万户、千户、百户的爵赏，企图利用汉族地主的力量来对抗红巾军。

元朝政府还试图通过收买的方式来削弱红巾军的力量。

他们赐给方国珍、张士诚龙衣、御酒，并给予他们官号，试图收买他们为蒙古统治者效力。

方国珍、张士诚接受了元朝的官号，转而与红巾军为敌，这一举动无疑给红巾军的斗争带来了巨大的困难。

至正十二年（1352年），察罕帖木儿、李思齐等元朝将领起兵进攻红巾军，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各地“义士”

的响应，纷纷前来会合。

同年，答失八都鲁也“招募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”

，北上袭击毫州，试图从背后打击红巾军。

然而，红巾军在刘福通的领导下，并没有被元军的进攻所吓倒。

至正十六年（1356年），答失八都鲁的军队被刘福通歼灭，但察罕帖木儿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大力支持，军容日盛，逐渐成为红巾军最强大的对手。

至正十八年（1358年），察罕帖木儿采取了分兵把守的策略，以兵分镇关陕、荆州、河洛、江淮四地，又以重兵屯太行山，形成了对红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。

他成为了红巾军最凶恶的敌人，给红巾军的斗争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

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，汉族地主阶级的态度也呈现出多样性。

一部分人始终对蒙元效忠，坚决与农民为敌。

他们声称要“竭忠以报国家”

，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元朝的统治。

另一部分人则不愿做蒙古人的奴才，他们选择结寨自保，观望形势的变化，等待时机。

还有一小部分人参加了农民军，这主要是由于汉族地主与蒙古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，有的人则是迫于农民军的威力，不得不加入。

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，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。

红巾军的起义不仅是一场农民的反抗运动，也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。

他们在斗争中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智慧，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。

然而，元朝政府的残酷镇压和汉族地主阶级的复杂态度，使得这场斗争充满了艰难和曲折。

尽管如此，红巾军的斗争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，它不仅削弱了元朝的统治基础，也为后来的明朝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在初期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逐渐面临着诸多困境，形势开始变得不利。

北伐的三路大军在出发之前，并没有进行精密的军事布置和协调。

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系统，各路军队之间的军令不统一，彼此之间也缺乏有效的联系和协同作战能力。

这种分散的作战方式，使得红巾军虽然在局部地区取得了一些胜利，但整体上缺乏战略协同，难以形成强大的合力。

关先生、破头潘和李喜喜的军队在作战过程中，始终处于流动作战的状态。

他们虽然在一些地区取得了胜利，但由于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，使得他们的胜利难以持久。

往往前方刚刚取得胜利，后方却又遭到了敌人的攻击，导致战果难以巩固，军队也难以得到有效的休整和补充。

至正十九年（1359年），察罕帖木儿率领元军发动了对汴梁的进攻，并最终成功攻占了这座城市。

韩林儿和刘福通被迫撤兵，退守安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