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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56章 元未社会状况（第3页）

以福建崇安县为例，当地承担田税的民户共有四百五十家，每年需缴纳六千石粮食。

然而，其中五十家地主大户，竟承担了五千石的税额，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他们，却牢牢掌控着六分之五的土地。

这些大地主们，如同盘踞在地方的恶势力，他们不仅残酷剥削佃户，还想尽办法逃避国家的赋役。

在江南地区，田主们的剥削手段更是花样百出。

除了向佃户征收高额租粮外，还随意摊派丝料，强行勒收附加粮。

更过分的是，他们竟迫使佃户代替自己服差徭，将佃户当作免费的劳动力随意驱使。

有的地主为了逃避差役，还使用“飞洒”

“诡寄”

等卑劣手段，将赋税和差役转嫁给普通百姓。

这一系列恶行，导致赋役不均的现象日益严重，最终出现了“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，而小民皆无葢藏”

的残酷局面。

在北方地区，同样因赋役不均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，富者田连阡陌，财富如滚雪球般越积越多；贫者却无立锥之地，只能在饥寒交迫中苦苦求生，“富者愈富，贫者愈贫”

的悲剧在这片土地上不断上演。

土地的高度集中，残酷的剥削压迫，使得元朝末年的社会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。

百姓们在死亡线上挣扎，对元朝统治的不满如同地底涌动的岩浆，随时都有可能喷发，一场足以颠覆元朝统治的农民大起义，正在黑暗中积蓄力量，只待时机成熟，便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全国。

元朝末年的朝堂之上，奢靡之风如瘟疫般迅速蔓延，将整个统治集团裹挟其中。

朝廷用度日益奢靡无度，宛如一只永远无法填满的饕餮巨口，无情地吞噬着国家的财富，使得曾经看似强大的帝国，逐渐陷入了财政崩溃的泥潭。

在元朝的最高统治集团内部，奢侈腐化已然成为一种病态的风气。

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对百姓的搜刮无所不用其极，每年从民间掠夺来的巨额财富，本应用于国计民生，却大部分都被挥霍在无节制的岁赐和荒诞的“做佛事”

之中。

元武宗时期，整个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仅有钞二百八十万锭，然而，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即位还不到一年，便大手大脚地花掉了八百二十余万锭。

这些钱财如流水般被挥霍，仿佛是一场无止境的豪赌，完全不顾国家的财政状况和百姓的死活。

仁宗即位后，情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，反而愈发糟糕。

他在位期间，朝廷的支出竟然高达二千万锭，其中绝大部分都流入了蒙古贵族和那些受宠幸的色目人官商的腰包。

这些贵族们身着华丽的绸缎，佩戴着价值连城的珠宝，每日在府邸中举办奢华的宴会，山珍海味摆满餐桌，歌舞升平，纸醉金迷。

而那些色目人官商，凭借着皇帝的宠信，垄断商业，巧取豪夺，将巨额财富收入囊中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。

元武宗统治时期，宗教活动的开支更是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。

用于敬神、修寺等宗教事务的费用，一度占据了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。

那些金碧辉煌的寺庙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拔地而起，寺庙中的佛像用黄金打造，装饰着各种珍贵的宝石。

每一次佛事活动，都是一场盛大的奢华表演，耗费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。

据仁宗延佑四年（1317年）宣徽院的统计数据显示，仅仅是供佛饮食这一项，该年就耗用了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，油七万九千斤，蜜二万七千三百斤，每日宰杀的羊更是多达万头。

这些数字背后，是无数百姓忍饥挨饿的悲惨现实，而统治集团却对此视而不见，依旧沉迷于宗教活动带来的虚假繁荣之中。

英宗以后的诸位皇帝，更是一个个贪财好货，对财富的掠夺达到了无厌的程度。

他们四处搜刮奇珍异宝，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不惜动用国家的力量。

在宫廷之中，各种奢华的装饰层出不穷，宫殿的墙壁上镶嵌着宝石，地面铺着昂贵的地毯，每一件家具都堪称艺术品。

皇帝们的生活更是奢华至极，他们的衣食住行都追求极致的享受，一顿饭的花费可能是普通百姓几年的口粮，一件衣服的价值足以让一个家庭倾家荡产。

在这种奢靡之风的侵蚀下，元朝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，经常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，甚至到了“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”

的地步。

为了弥补财政亏空，元朝统治者绞尽脑汁，最终只能将沉重的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。

他们不断加重税收，各种苛捐杂税如雪花般纷纷落在百姓头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