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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（第3页）

接下来的事就很简单了，怒不可遏的满堂兄弟拎着柴刀杀进下沟子村，准备劈了麻老五这鳖孙。

谁知麻老五根本就没回家，听邻居说，他半个月前就把老娘送到亲戚家去了，至于他亲戚家在哪里，下沟子村无人知晓。

天亮时分，可怜的“黑妮”

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，它的颅骨几乎被铁锤打碎，能活到天亮已经是奇迹了。

佟满堂一家人都哭成了泪人，在这可怕的大灾年里，“黑妮”

的离去使满堂一家人的希望全部破灭。

1942年夏到1943年春，河南大旱，全省夏秋两季庄稼大部分绝收。

谁知祸不单行，大旱过后又遇蝗灾，数十亿计的蝗虫如龙卷风般席卷大地。

蝗群遮天蔽日，呼啸而来，啃光了地面上的一切植物，全省受灾民众达500万之众，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。

中原大地饿殍遍野，赤地千里，河南的部分地区人口锐减，已达到十室九空的程度。

经国民**有关部门私下统计，这场大灾难使河南省饿死了300万人之多。

河南受灾后的惨状，自然引起大后方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，除了《中央日报》之类的官方报刊，重庆几乎所有的民间报刊记者，包括驻渝外国记者，都蜂拥而至，赶赴灾区，一时关于灾区惨状的新闻报道汗牛充栋，国民舆论大哗。

对河南灾区的新闻报道，蒋介石和国民**的大员们一开始并不重视，战争期间，大人物要操心的事太多，中国这么大，某个地区遭灾饿死一些人，这都是很正常的事。

照理说，像这样巨大的天灾，**理所当然应承担起调集粮食进行赈灾的责任，但国民**也有自己的难处，长达六年的战争消耗，已经使积贫积弱的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，其综合国力的衰竭也到了临界点。

当时的河南为中日战争的主战场，中日两军的重兵集团隔黄河对峙，在河南境内，三面临敌的中国驻军达几十万人，其交通运输极为困难，唯一可以依靠的战略通道，就是西面的陕西省。

而陕西省自古就是个缺粮的贫瘠省份，在粮食问题上自顾不暇，岂有余粮支援河南的几十万驻军和数千万庞大人口？

算来算去，河南的军粮也只能在河南就地解决。

战争时期，军人不能饿肚子。

至于老百姓，只好委屈一下了。

这一年，中央**给河南省的征粮指标一点没减少，这对赤地千里、嗷嗷待哺的灾区民众来说，无疑更是雪上加霜。

当时的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·谢伟思在给美国**的报告中写道：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，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%～50%，其中还包括地方**的征税，通过省**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，还有形形**、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。

一些**军高级军官把部队的余粮高价卖给灾民，大发横财。

来自西安、郑州的奸商，地方**的小官吏、低级军官，一些仍然囤积粮食的地主，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土地。

1943年2月1日，重庆《大公报》刊发记者张高峰的报道《豫灾实录》，披露了灾区哀鸿遍野、饥民相食的惨状。

2日，《大公报》刊发主笔王芸生先生根据这篇实录激情写作的新闻述评《看重庆，念中原》。

一石激起千重浪，大后方民众舆论鼎沸，悲愤莫名。

当晚，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国民**军事委员会的通知，勒令《大公报》停刊三天，以示惩戒。

这真是一件很无奈的事，蒋委员长和国民**的大员们有着超稳定的心理素质，任你舆论闹翻了天，人家就是打死也不作为，看你有什么办法。

对于**的不作为，中国的报人们闹腾一阵子也只好无奈地闭了嘴，可洋人们不大了解中国政治，他们对中国**的态度感到不可思议。

美国《时代周刊》的记者白修德就是这样一个“轴人”

[1]

。

这位白修德先生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。

大学毕业后，他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，于1939年来到重庆，任《时代》周刊驻重庆特派记者。

白修德是继斯诺之后，又一位与中国关系密切、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记者。

1943年2月，白修德从重庆飞抵宝鸡，又乘火车走陇海线到西安，经潼关进入河南洛阳，在美国传教士梅根神父的带领下进行采访。

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看到的情景：“我们所看到的，我现在已不敢信以为真——但是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笔记上记载下来的东西却让我相信。

首先是尸体，第一次见到是在离开洛阳后不足一小时的地方，躺在雪堆里，死去一两天的一具尸体。

她的脸已经萎缩，可以看见头盖骨。

她一定还很年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