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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67章 策论背后的君臣之道（第5页）

这句话传到民间，百姓们忽然发现，这位爱批《道德经》的皇帝，竟把“天道”

变成了看得见的公平——灾荒之年，朝廷的赈济粮会按户帖记录精准发放；开垦的荒地，真的“永为己业，不纳赋税”

。

这些实践，让“洪武之治”

不仅是史书上的年号，更成了百姓口中“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”

的传说。

朱元璋对《道德经》的批注，或许不够深刻，却实实在在影响了明朝的政风。

他去世后，继位的建文帝、永乐帝虽推行新政，却始终保留“重农抑商”

“严惩贪腐”

的基调，因为他们知道，祖父批注里的“民足则国富”

，是朱家天下的根基。

直到万历年间，张居正推行“一条鞭法”

，仍能在《道德经》批注里找到依据：“‘治大国若烹小鲜’，变法亦需‘勿扰’——减役省赋，方得民安。”

这种跨越两百年的思想传承，让明朝的廉政建设有了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：帝王的权力，从来不是“占有”

，而是“守护”

。

崇祯十七年，当李自成的军队攻入北京，皇宫的典籍库里，朱元璋批注的《道德经》仍摆在龙案上，书页间夹着一片干枯的稻叶——那是洪武年间的“祥瑞”

，象征“五谷丰登”

。

此时距朱元璋驾崩已两百余年，当年他批注时的墨痕早已褪色，却仍能看见“民”

字被朱砂描了又描，像一颗跳动的心脏，藏在王朝的血脉里。

历史总爱开玩笑：一个曾被道家术士视为“粗人”

的草根帝王，竟成了少数批注《道德经》的统治者；而他对经典的“误读”

与“活用”

，却意外地让“民本思想”

在洪武年间落地生根。

或许正如刘伯温当年所言：“经典之妙，不在文辞，而在人心。”

朱元璋的批注本早已失传，但那些散落在《明实录》里的诏令、奏疏，却成了最生动的“帝王版《道德经》”

——它告诉后人，所谓“治国之道”

，从来不是高深的哲学，而是把“百姓的肚子”

“百姓的眼泪”

，当作最高的“天道”

来守护。

当晨钟再次敲响紫禁城的琉璃瓦，洪武年间的风早已吹散，但龙案上那本《道德经》的余韵，却仍在历史的长河里飘荡——它让我们看见，即便是最草根的帝王，只要愿意俯下身来，听听百姓的声音，读读经典里的“民心”

，也能在乱世中辟出一片“治世”

的天空，让“道德”

二字，不仅刻在竹简上，更刻在千万人的生活里。